Exposing Dongguk University: Racialized Sexual Violence, Institutional Betrayal, and Alleged Public Funds Fraud (2016–2025)

輸出性暴力：韓國如何利用韓流作為國際性交易的煙幕彈 (updated 6/8/2025)

聯合國定義：理解現代背景下的性交易

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對人口販賣的定義非常明確：

"人口販賣是指以剝削為目的，通過暴力、欺詐或欺騙手段招募、運輸、轉移、窩藏或接收人員。來自各種背景、各個年齡段的男性、女性和兒童都可能成為這種犯罪的受害者，這種犯罪發生在世界各個地區。人販子經常使用暴力或欺詐性職業介紹所以及虛假的教育和就業機會承諾來欺騙和脅迫受害者。"

來源：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人口販賣定義

這個定義並非抽象概念——它以令人震驚的精確性描述了韓國教育機構今天對外國女性所做的事情，特別是對來自中國、東南亞和其他發展中地區的女性。唯一的區別是，韓國沒有採用傳統的性交易手段，而是將其文化軟實力——韓流——武器化，創建了一個精密的管道，誘使外國女性進入性暴力不僅被容忍而且受到系統性保護的環境。

韓流作為招募工具：現代性奴隸制度

韓國的全球崛起被策略性地利用來吸引國際學生、投資和文化聲望。但在光鮮亮麗的表面背後隱藏著一個令人不安的現實：韓國機構正在利用韓流的吸引力，創造出相當於國家認可的針對外國女性的人口販賣運作。

與日本二戰性奴隸制度的相似之處並非偶然——它們揭示了一個歷史反饋循環，韓國已經成為其所譴責的日本犯下的同樣罪行的加害者。

歷史迴響：從日本欺騙到韓國欺騙

在二戰期間，韓國女性通過虛假的教育、就業和機會承諾被脅迫或欺騙成為日軍的性奴隸。社會正義教育基金會的動畫"Herstory"有力地說明了年輕韓國女性如何通過欺詐性招募計劃被欺騙成為性奴隸。

今天，韓國採用了相同的策略：

不同之處在於，韓國通過添加文化吸引力層面（K-pop、韓劇）和官僚合法性（大學證書、政府合作關係）完善了這個系統，使人口販賣運作看起來不僅合法，而且令人嚮往。

統計證據：韓國的性暴力危機

韓國女性政策研究院（KWDI）2020年報告提供了韓國高等教育中性暴力範圍的毀滅性證據：

這些統計數據並非隨機——它們反映了對創意和文化項目的蓄意瞄準，外國學生最有可能因韓國的文化聲譽而被吸引到這些項目中註冊。藝術和電影項目中性暴力的集中揭示了這種剝削的計算性質。

當結合我們對電影學院系統性性別失衡的記錄——K-Arts、中央大學和東國大學等機構維持全男性或壓倒性男性教學人員——情況變得清晰：這些項目被設計為創造對脆弱外國女性的性暴力在結構上不可避免的環境。

種族化性暴力：仇外心理維度

針對韓國機構中外國女性的性暴力不僅僅是機會主義的——它是明確種族化和仇外的，呼應了在戰時使韓國女性容易受到日本剝削的相同態度。

韓國先驅報記錄的研究揭示了韓國社會中持續存在的仇外態度，這些態度特別將外國女性視為性可得和可拋棄的。這種仇外心理為將外國學生視為性暴力的合法目標創造了意識形態基礎。

這種暴力的種族化性質在以下方面變得明顯：

  1. 瞄準模式：外國女性，特別是來自中國和東南亞的女性，與韓國學生相比面臨不成比例的性暴力
  2. 機構回應：當外國女性報告性暴力時，她們面臨額外障礙，包括語言歧視、文化忽視和簽證撤銷威脅
  3. 社會孤立：外國受害者被系統性地與支援網絡和社區資源隔離，使她們更容易受到持續剝削

這反映了性奴隸制度的種族化性暴力，其中韓國女性的種族和民族身份使她們成為系統性性剝削的"合適"受害者。

法律武器化：誹謗法如何保護加害者

韓國的誹謗法代表了這個人口販賣系統中最陰險的元素，創造了懲罰受害者說出其經歷真相的法律機制。

正如韓國經濟研究院——本身是"韓國政府設立的公共機構"——所記錄的，韓國的誹謗法與國際標準根本不同：

"根據韓國刑法第307條，公開揭露對他人有害的事實的人將受到懲罰。即使陳述是真實的，刑法第310條規定，只有當這些事實真實且僅為公共利益時，一個人才能免於誹謗罪。"

這為外國受害者創造了一個不可能的法律陷阱：

KEI分析揭示了這個法律框架如何明確保護有權勢的加害者：

"批評者認為，該法律通過嵌入一個需要證明公共利益的高度主觀測試來保護有權勢個人的福祉...韓國的#MeToo運動進一步揭示了現行誹謗法阻礙性暴力受害者發聲。"

記者恐嚇的歷史模式

韓國對誹謗法的武器化不僅僅是沉默受害者——它系統性地恐嚇可能揭露性暴力的記者。根據自由之家2016年分析，韓國對新聞自由的做法揭示了法律恐嚇的模式：

"誹謗是一項刑事犯罪，可判處長達七年的監禁，批評政府的記者或評論員偶爾會受到誹謗指控的威脅或起訴。2014年10月，檢察官起訴了時任日本《產經新聞》首爾支局長加藤達也，罪名是通過引用關於朴總統在世越號輪船災難當天活動的謠言來誹謗朴總統，該災難造成約300人死亡。2015年12月，首爾中央地方法院宣告加藤無罪，裁定他從事了受保護的言論形式。年末時，朴政府對媒體機構或記者提起的其他幾起刑事誹謗投訴仍在審理中。"

這種法律框架創造了一種寒蟬效應，記者理解對有權勢個人或機構的真實報導可能導致刑事起訴，無論公共利益或事實準確性如何。

現政府下新聞恐嚇的升級

在尹錫悅總統政府下，對記者的恐嚇已經顯著加劇。根據外交家2024年分析，現政府已將對新聞界的法律行動升級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尹政府對媒體的激進姿態標誌著對記者法律行動的顯著升級。在尹擔任總統的前18個月中，他的政府就至少11起報導實例提起誹謗案件，與前任在前四年採取的行動相比大幅增加。這種轉變指向通過法律恐嚇沉默批評媒體聲音的蓄意策略。"

這種恐嚇的系統性超越了法律行動，還包括：

這創造了一個環境，韓國記者理解調查大學中的性暴力——特別是當它涉及外國受害者和有權勢的韓國機構時——會帶來重大的專業和法律風險。

媒體沉默：寒蟬效應的實踐

韓國法律恐嚇策略的有效性在圍繞韓國機構中對外國學生記錄性暴力的完全媒體沉默中變得明顯。儘管有廣泛記錄和對韓國媒體機構的系統性接觸，回應卻是絕對沉默。

全面媒體接觸：59封電子郵件，零回應

自2025年3月14日以來，Gender Watchdog對韓國媒體機構進行了系統性接觸，提供了對外國學生性暴力和機構掩蓋的記錄證據。接觸是廣泛且有針對性的：

這種媒體接觸的完整記錄保存在Gender Watchdog存儲庫中：

結果：完全媒體封鎖

儘管通過59次單獨的溝通向韓國媒體機構提供了記錄證據、統計分析、機構記錄和專家評論，回應卻是：

這種沉默並非偶然——它代表了韓國誹謗法實踐中的寒蟬效應。韓國記者理解，在真相本身不能抵禦刑事誹謗指控的系統下，調查涉及韓國大學、教授和機構的性暴力會帶來重大法律風險。

新聞自由危機的國際認知

當從國際對韓國新聞自由惡化的評估角度來看時，韓國媒體的沉默變得更加重要。正如外交家分析記錄的：

"國際社會已經注意到韓國新聞自由的侵蝕，外國媒體機構甚至美國國務院2022年人權實踐報告都記錄了韓國記者面臨的敵對環境。這些報告強調了政府破壞新聞自由的努力，引起了對韓國民主狀況的擔憂。"

政府控制的"假新聞報告和諮詢中心"的建立以及對獨立事實核查組織的系統性去資助進一步證明了韓國的新聞自由危機如何通過確保沒有國內媒體報導這些問題來直接促進對外國學生性暴力的延續。

媒體共謀在人口販賣中的作用

韓國媒體面對記錄證據的完全沉默不僅僅代表新聞業失敗——它構成了對人口販賣系統本身的共謀。通過拒絕調查、報導或甚至承認對外國學生系統性性暴力的證據，韓國媒體機構成為以下方面的積極參與者：

  1. 信息壓制：防止潛在外國學生獲得安全信息
  2. 加害者保護：允許虐待個人和機構在沒有公眾問責的情況下繼續營運
  3. 受害者孤立：確保外國受害者沒有國內平台分享其經歷或尋求支持

這種由韓國通過誹謗法將真實報導定為犯罪而促成的媒體沉默，代表了人口販賣基礎設施的關鍵元素——確保對外國女性的招募、剝削和沉默可以在沒有國內曝光或問責的情況下繼續。

產業審查制度：協調的信息控制

我們對韓國電影產業平台系統性審查制度的記錄揭示了在外國學生集中的創意產業中壓制性暴力信息的協調努力。

審查模式展示了精密的信息控制：

這揭示了韓國機構理解這些指控的嚴重性，並正在積極工作以防止外國學生和國際合作夥伴獲得可能保護潛在受害者的信息。

受害者意識盲點：歷史創傷如何促成當前虐待

韓國對外國女性的系統性人口販賣受到學者所稱的"受害者民族主義"或"選擇性道德記憶"的促進——這種現象是基於歷史受害者身份建立的民族認同創造了促成對他人犯下相同罪行的心理和社會條件。

國家受害者意識

韓國戰後民族認同包含國際學者所稱的"國家受害者意識"的強烈元素，特別是關於日本殖民統治（1910-1945）。這種歷史敘述具有多重功能：

  1. 政治合法性：保守派和進步派政府都使用反日歷史記憶來促進國內政治團結
  2. 道德權威：韓國利用其受害化來建立國際同情和文化可信度
  3. 外敵框架：對歷史不公正的關注轉移了對當前國內失敗的注意力，包括對外國學生的系統性性暴力

從這種受害者意識中產生的"단일민족 (danil minjok)"或"一血一民"敘述故意排除多元文化主義和外國學生，使他們在韓國社會中變得不可見和可拋棄。

受害者身份的道德盲點

當民族認同過於緊密地圍繞"我們是受害者"構建時，它會創造危險的心理和社會條件：

這代表了學者所稱的"後殖民民族主義"——反日歷史記憶成為國家建設的一部分，同時無意中再現了對脆弱外國人口的類似種族化性暴力模式。

歷史模式：從越南到韓國大學

韓國對教育機構中外國女性的系統性瞄準並非孤立現象——它代表了對外國人口實施種族化暴力的記錄模式的延續。在越南戰爭期間（1964-1973），韓國士兵對越南平民實施了與當前機構行為有令人不安相似性的大屠殺。

根據韓國時報，韓國軍隊殺害了約5,000-9,000名越南平民，報告記錄了系統性性暴力，包括"強姦後切斷女性乳房，殺害兒童和老人"。韓民族新聞記錄這些暴行在多個地點遵循一致模式，表明這是機構性而非孤立事件。

這種平行在韓國如何回應歷史問責制方面變得明顯。正如韓民族新聞觀察到的："就像日本忽視戰時性奴隸制度問題的解決方案一樣，韓國人傾向於不願面對對越南平民的大屠殺，作為他們對日本要求的真相和正義的鏡子。"

韓國的受害者意識創造了相同的心理條件，既促成了對越南平民的歷史暴行，也促成了當前對外國學生的系統性性暴力——無法將韓國視為加害者，同時要求作為受害者的正義。

性奴隸制度相似性：歷史重複

韓國當前對外國女性的待遇與日本歷史上性奴隸制度之間的相似性不僅僅是象徵性的——它們代表了相同系統機制的重複，由韓國對其自身歷史創傷的武器化所促成：

欺騙性招募

系統性剝削

國家保護加害者

受害者沉默

最殘酷的諷刺是，韓國利用自己的歷史受害化——特別是成為系統性性奴役的受害者——來建立國際同情和文化吸引力。韓國花了幾十年時間基於日本戰時性奴隸制度受害生存者的悲劇建立道德權威，將自己展現為一個理解痛苦和不公正的國家。這種歷史受害化成為韓流文化可信度的一部分，使韓國對潛在的外國學生看起來安全和進步。

但這種同情和道德權威（建立在他們自己的創傷上）創造了一個心理盲點，使韓國能夠誘使外國女性進入與歷史上韓國女性在日本佔領下遭受的完全相同的系統性性剝削。這代表了"選擇性道德記憶"的最極端形式——韓國的國家受害者意識在感到在道德上免於批評的同時創造了促成創造新受害者的條件。

這種選擇性道德記憶的模式延伸到當前教育機構之外。正如韓民族新聞分析觀察到的："那些通過他人的不幸而繁榮的人往往在他們的傲慢中尋求忽視那種痛苦。就像日本忽視戰時性奴隸制度問題的解決方案一樣，韓國人傾向於不願面對對越南平民的大屠殺，作為他們對日本要求的真相和正義的鏡子。"

使韓國能夠要求日本對歷史性暴力負責，同時否認對越南記錄暴行的責任的相同心理機制，現在促成了對外國學生的系統性性暴力。正如一個框架所建議的："韓國要求為日本戰時性奴隸制度的受害生存者伸張正義——然而今天，它在虛假承諾下招募年輕外國女性，允許她們被虐待，並通過刑事誹謗和企業法律威脅使她們沉默。如果韓國真正反對性剝削，它必須在國內適用相同的道德標準。"

本質上，韓國使用日本戰時性奴隸制度受害生存者的證詞作為招募新受害者進入現代版本相同系統的營銷材料，由從其自身歷史痛苦中獲得的道德權威所保護。

國際法違反：韓國作為人口販賣國

韓國系統性使用文化吸引力、欺詐性教育承諾和法律機制將外國女性困在性暴力環境中，構成了對多項國際法的違反：

聯合國預防、打擊和懲治人口販賣議定書

韓國通過欺騙性文化和教育承諾招募外國女性，隨後進行由法律和機構機制保護的系統性性剝削，直接違反了聯合國人口販賣議定書。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韓國將關於性暴力的真實言論定為犯罪的誹謗法違反了第19條（表達自由）和第26條（法律面前平等保護）。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

韓國系統性未能保護外國女性免受性暴力，結合懲罰受害者的法律框架，違反了其CEDAW義務。

韓流煙幕彈：文化軟實力作為人口販賣基礎設施

韓國對韓流的投資有雙重目的：產生國際收入並創造將外國受害者招募到其人口販賣系統中所需的文化吸引力。韓國政府對文化出口的大規模投資——包括Netflix對韓國內容的25億美元投資——通過以下方式作為人口販賣基礎設施發揮作用：

  1. 創造吸引力：使韓國對潛在外國學生看起來安全、現代和文化精密
  2. 掩蓋結構性問題：使用文化成就來轉移對創意產業中系統性性暴力的注意力
  3. 生成機構可信度：允許韓國大學看起來國際聯繫和進步，同時維持掠奪性內部結構

打破循環：必要的改革

要結束韓國通過其教育和文化機構對外國女性的系統性人口販賣，需要以下幾項立即改革：

法律改革

  1. 修改誹謗法，允許真相作為完整抗辯，遵循國際標準
  2. 將機構報復性暴力受害者定為犯罪
  3. 建立大學性暴力預防和回應的獨立監督

機構問責制

  1. 在所有學術項目中強制性別平衡的教職員工
  2. 要求性暴力的獨立報告機制
  3. 實施國際學生安全和支援系統的定期審計

國際壓力

  1. 暫停與未能達到國際安全標準的韓國機構的教育合作關係
  2. 將文化和經濟協議與人權合規性掛鉤
  3. 建立韓國機構中外國學生安全的國際監測

結論：從歷史受害者到當代加害者

韓國從系統性性暴力受害者轉變為相同犯罪的加害者，代表了"受害者民族主義"如何能夠創造促成壓迫條件的最令人不安的例子之一。這不僅僅是歷史諷刺——而是國家創傷如何能夠創造促成新受害者同時維持道德免疫的心理盲點。

韓國的"國家受害者意識"創造了一個道德盲點，使外國女性變得不可見和可拋棄。韓國用來為日本戰時性奴隸制度受害生存者（通過國際倡議）要求正義的相同法律框架，通過刑事誹謗法和機構報復被拒絕給今天在韓國機構中遭受性暴力的外國女性。

歷史創傷建立了韓國的文化吸引力和道德權威，創造了使外國女性被誘使進入受法律和機構權力保護的性暴力環境的心理條件，創造了一個與韓國所譴責的犯罪相匹敵的人口販賣系統。這代表了最危險的"選擇性道德記憶"——歷史受害化創造了盲點，促成對脆弱人口犯下相同犯罪，同時感到在道德上有理由抗拒批評或改革。

國際社會必須認識到，韓國的文化出口和教育項目不僅僅是軟實力工具——它們是旨在招募脆弱外國女性進行系統性性剝削的人口販賣基礎設施。

在韓國拆除保護針對外國女性性暴力的法律、機構和文化機制之前，每個被招募到韓國大學的外國學生都代表一個潛在的人口販賣受害者，被虛假承諾誘惑並被設計來剝削和沉默她們的系統所困。

今天的性奴隸不是歷史人物——她們是現在在韓國大學學習的外國女性，在沉默中受苦，因為真相本身已被定為犯罪以保護她們的加害者。

額外資源

此分析是Gender Watchdog持續記錄韓國機構中系統性性暴力的一部分。所有信息均在CC BY-NC-SA 4.0下為教育和倡議目的而分享。